原标题：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:粗放增长走入穷途 中国越来越浪费不起

 

　　过去一周我去了三个城市出差，和朋友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韧性与潜力。通过讨论有了一些新认识。中国要实现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，不仅要创造新动能、新机制、新活力，更要努力减少旧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的浪费。只有资源配置更合理、更高效，我们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跻身发达经济体。

 

　　为什么反浪费？

 

　　中国经济底盘已经很大，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难度越来越高，在此背景下，既要创造增量，更要优化存量。通过调整存量范畴内的资源配置，焕发很多活力。

 

　　如果将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个超级大公司，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阶段，公司的ROE（净资产回报率）是比较高的，就算资源配置有些不合理，浪费多一些，也能够消化。但今天，高杠杆（这是ROE高的原因之一）难以为继，粗放增长走入穷途，越来越强调效率、精益，此时也就越来越浪费不起了。

 

　　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增长，一靠劳动力，二靠资本，三靠全要素劳动生产率。劳动力和资本又有相关性，人口红利旺盛，储蓄率和投资率就高。

 

　　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过去七八年间一直在缓慢下降，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双降，预示着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尾声。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仅增长0.6%，已经微乎其微。

 

　　再看资本。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很高（2018年为64.57万亿元），但增速相当低，2018年比2017年只增长了5.9%。分地区看，西部地区投资增长4.7%，东北地区投资增长1.0%，这也和人口流出相关。

 

　　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6%——6.5%，为多年来最低。去年的目标尚为6.5%左右。

 

　　中国既要维持一定经济增速，又要有比较高的质量，未来必须更加依靠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它和人力资本质量、技术创新有关，也和资源配置有关。

 

　　比如，如果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城市化，让农民工更多在城市安居、宜业、公共服务普惠化，就是一种结构和资源的优化，也有利于激发需求的增长。相反，假如出现“逆城市化”，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，因为社会保障无着而再回故乡，那就相当于将资源从经济产出较高的部门转向经济产出较低的部门，将资源低效配置了。当然，如果他们回乡是创业兴业，则是可喜之事。

 

　　又比如，中国很多经济资源的配置权，是由低效的行政性垄断部门掌握，这抬高了要素价格和经济运行成本。能源、物流交通、通信、土地、融资，我们的成本普遍偏高，不少方面甚至比美国高一倍以上。

 

　　这些年国企杠杆率迅速攀升，一方面说明其在非主营业务方面快速扩张，一方面说明其投资效率低。一些“僵尸企业”得不到处置，也在消耗宝贵的资源。有一部分国企通过行业的行政性整合，近年取得了不菲利润，但这是以对产业中下游的挤压为代价的。如果挤压过度，导致中下游不断失血，上游的风光也不可能持久。

 

　　在我看来，最大的浪费是资源配置低效与扭曲所导致的浪费。反浪费，中国潜力巨大。

 

　　尊重市场，尊重创新

 

　　过去这些年，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创新的突破，中国经济有不少新动能、新就业在迸发。

 

　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到38.2%；根据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》蓝皮书，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%；根据企业披露的数据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2018年创造的交易型就业机会和带动型就业机会超过4000万个，滴滴出行平台为3100万车主及司机提供了灵活的工作和收入机会，2018年通过美团外卖获得收入的骑手超过270万人。

 

　　数据驱动的服务经济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，其对于中国制造也有反向带动、促进智能供应链形成的积极作用。

 

　　一般来说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制造业，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，GDP增速都比较低。但数字化、网络化时代的服务业，和过去一对一、点对点的服务业，效率是明显不同的。现在通过慕课和知识付费形成的学习规模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头条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形成的内容规模，比传统课堂和传统内容生产不知要大多少倍。

 

　　中国如此生机勃勃的数字化新经济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原因很多。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，主要是靠市场化力量而形成的。一代代有天分、敏感和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，依靠风险资本起步，拜中国大市场和宽松政策之所赐，成就了一个个创业传奇。

 

　　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，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这些力量，无不证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。让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，尊重市场，尊重创新，宽容创新中的过错而不是因噎废食。这是我们总结中国数字经济发展，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一条基本结论。

 

　　资源配置的提效空间

 

　　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，国务院领导表示，我们在没有大幅扩大财政赤字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减税降费的规模高达2万亿元，同时 民生支出总量不减，钱从哪里来？“把沉淀资金一律回收，把特定的中央金融机构等增加上缴利润，也就是说，动政府自身的存量利益。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，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，一般性支出压减5%以上、“三公”经费再压减3%左右，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。

 

　　长期以来，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，中国都存在着重投入轻管理、使用效率不高、缺乏绩效管理的问题。有些地方花钱不管效果，无效也不问责。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对于把民生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和沽名钓誉的“政绩工程”，曾经多次提出过严肃批评，“比如有的脱离发展阶段，搞些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工程，导致资金出现缺口甚至资金链断裂，形成‘半拉子’工程；有的不顾工程建设规律，不切实际地赶进度，把本来应是三五年完成的项目非要一年建成，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安全隐患。”

 

　　即使是扶贫资金、医保基金、社会救助资金、养老保险基金、福利彩票公益金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资金，也存在着克扣挪用、截留私分、虚报冒领等诸多令人痛心的浪费。

 

　　形形色色的浪费

 

　　过去一周在和朋友们的交流中，还听到了如下这样的浪费案例：

 

　　现在地方上的干部调换比较多，在几年时间里换几任书记、市长的也不少。换一任领导就会有一些新特色、开拓新空间，有的地方人口不断净流出，还在搞新区新城，毫无人气。某市领导觉得原来的人行道铺得不好，要改用花岗岩，下属明知道花岗岩渗水功能差，又贵，不适合，但也不敢扫领导的兴致。

 

　　市里的领导有时也有苦衷。比如上面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，这是好事，但有些标准定得不符合实际。比如水体要达到几级水质。水质影响因素很多，不可能靠一个地方在短期彻底改观。但为了应对检查，就要加药水，当时达标，很快又不行了。

 

　　镇村一级KPI考核也有不少问题。比如镇村都要建图书馆、图书室，有的地方一年没几个人来看。投资一两百万建垃圾中转站，后续运转资金不足，垃圾站闲置，垃圾压缩机生锈，上面检查时才会象征性地开一下。

 

　　很多部门下面都有事业性质的单位，有些单位承担大量部门任务，比如规划设计部门下面的测绘单位。和社会上的专业测绘公司相比，这些事业单位效率很低，但市场化公司很难拿到业务，因为规划部门说测绘带有保密性质。

 

　　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，在中央和省本级层面普及度已经很高，但主要使用财政资金的市县一级还很薄弱，中西部一些地方纳入绩效评价的资金仅占预算资金的一小部分。

 

　　中国各地都很重视营商环境建设。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有10个指标，即获得施工许可、跨境贸易、纳税、财产登记、开办企业、获得电力、少数投资者保护、获得信贷、破产、执行合同。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选取的代表，都在进步。

 

　　在环境建设之外，中国从上到下还有大量的对企业的直接奖励，假如企业被列为“专精特新”、“独角兽”、“小巨人”、上市、建设总部基地等等，均有各种专项奖励、补助。现在相当多企业都有专人负责，在条条块块上争取此类支持，社会上也形成了“帮助立项、获得审批、通过最后评估”的产业链。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变成政府来筛选谁是“好苗子”，该怎么奖励，越来越偏离市场化原则。不少企业就是在这种氛围的“诱致”下，走上了利用各地政府的各种名目到处钻空子的路子。在公平的环境和特惠的政策之间，很多政府官员总是不自觉地选择后者。而这并不符合竞争中性的原则。

 

　　千万不要忘记和浪费作斗争

 

　　任何经济资源都是宝贵的。

 

　　好的资源配置，不是让资源使用者觉得轻松、无压力、无责任的配置，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配置，尽管他们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明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。

 

　　好的资源配置，是让资源配置者只能面对市场，只能通过为顾客提供好的、有效的产品与服务，之后自己才能获得激励。

 

　　好的资源配置，应该是公平的，无身份歧视的配置。

 

　　对于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和机构来说，好的资源配置，一定是透明、可监督、可评价的配置。

 

　　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会出现：获得了更多政策便利和行政性支持的部门，尽管内生竞争力不足，日子却逍遥自在。而努力参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，会因为不公平而沮丧，因为各种准入壁垒而熄灭雄心。这恰恰是和中国已经明确的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的全面深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。

 

　　善待资源，公平使用资源，中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可持续的动力。千万不要忘记和浪费作斗争！